铸剑为犁：唐太宗在玄武门夺权之后如何大兴文治

铸剑为犁：唐太宗在玄武门夺权之后如何大兴文治

当皇帝，每个帝王都没有现成的经验供予执行。但皇权制度之下，一切决断皆需出自皇帝的旨意。当李世民身着皇袍，坐上龙椅之后，他才知道这根权杖的份量。新生的大唐帝国如何运新，大唐的子民们需要怎样的治理，怎样才能帝业永祚……而这一切，令这位年轻的帝王夙兴夜寐、孜孜以求。

怀柔天下、修身治国

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亲自主持了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天下大治”的途径。面对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许多人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唯独刚刚宣慰山东归来的魏征满怀信心地说：“乱后易教，就像饥饿的人容易饮食。若圣哲实施教化，上下同心，应者众多，几日之内就会见效，三年成功，都算是晚了。”

可是，封德彝等人却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他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厉声指责：“魏征只是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的论断，必定败乱国家。”

刚直的魏征也不客气，援古引今，强调乱后得“大治”的事例多得很。并反驳封德彝等说：“如果说人心渐渐浇讹，至今应全部化为鬼魅，难道还有施行教化的余地吗？”驳的封德彝哑口无言。

或许是魏征刚刚取得了不俗的政绩，又加之他满腹经纶，原本喜好历史的唐太宗最终权衡了双方的意见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

这是贞观之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辩论，因为此次讨论的是治国理天下的基本国策。这个争论代表了唐初的两种统治路线，即王道与霸道，前者为仁政，以怀柔理天下；后者为猛政，以强力治天下。

按理说军伍出身的李世民应该支持霸道才对，可他亲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隋炀帝自恃富足强大，征发徭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致使曾经“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大隋王朝毁于一旦。这一切给了他极为深刻的映像。因此，早在起兵之初，他就一直注意笼络和安抚人心的重要性，这也是他用兵制胜的关键，当然，这也是治理天下的关键。

现在，他手握着帝国的最高权力，怎么样才能安抚天下？怎么样才能从自身做起，做一个优秀的帝王？

据《贞观政要•君道》记载，贞观元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道：“为君主的道理，必须先保存老百姓，假若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同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虽饱而身体却没了。假若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身体。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曲，上边治理有方而下边混乱不堪的。我常常想，损伤自身的东西不在自身之外的他物，大都由于自身的嗜好欲望所造成的祸害。假如过度爱好美味佳肴，醉心于歌舞美女，那么所欲望的东西越多，所损伤的东西也就越大，这既妨碍国家的政事，又侵扰当今的活人。若再说出一些违背事理的话语，就会使千家万户人心涣散，怨恨既然产生，离经叛道的事情也就会兴起。我一想到这些，就不敢纵欲去寻求安逸。”

谏议大夫魏征也进谏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大多是以近取自己的修身故能远察其他事物。过去楚国聘用詹何，询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以修身的方法来回答。楚王又问用此治理国家效果如何？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混乱的。'陛下您所深明的大义，实在与古代的道理相同。”

这里，唐太宗认识到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从君主自身做起，要求君主修身养德，心存百姓。可以说，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君王要求天下大治的最基本的条件。

汲汲取士、知人善任

唐太宗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又雄心勃勃的人，即位之初，立志刷新政治，安定天下，巩固大唐帝业，以垂于百世。因此他早起晚睡，躬亲庶务。他不仅自己勤勤恳恳，也要求大臣们像他一样勤心政务。

即位不久，他曾告诉裴寂说：“最近很多人上书，议论时政，我把这些奏疏都贴到墙上，这样出出进进都可以一眼看见。常常思考治国的道理，有时到深夜才睡觉。你们也应当恪尽职守，能有我一样的心情。”

然而，几个月下来，太宗感到非常劳累。更有甚者，言谈话语决策行事之间，常常产生了偏颇和失误。好在大臣们总能直言劝谏，才避免了一些不良后果发生。为此，唐太宗对当皇帝如何处理政务产生了深深的困惑。

贞观元年三月，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少时喜好弓箭，自认为尽得其妙。近日得到良弓十数把，拿给弓工看。弓工却说：'这些都不是好弓'。朕问其中缘由，弓工回答说：'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发箭不直，所以说不是良弓'。”朕才有所领悟，朕以弓箭平定四方，用的弓多得去了，而仍然不得其理。况且朕有天下日子很短，懂得理政的道理，当然比不上弓箭之理，弓箭之理我尚且有很大的失误，更不用说理政的道理了啊！”

这位三十岁的皇帝以历代帝王少有的坦诚，深刻的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于是，他不再坚持独揽天下之务，而开始留心于招贤纳士。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告诉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二位担任尚书省仆射，应当协助我处理朝廷大事，减轻我的忧虑与劳苦，最重要的是扩大见闻，求访贤才。最近听说你们亲自听受词讼，判决案件，每天都过问好几百件官司。这样作就是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帮助我求的贤才呢？”于是敕令尚书省，凡具体事务都交付尚书左丞、右丞，只有重大冤案或长期积压的案件，应该报告皇帝处理的，才让仆射过问。

经过近一年的总揽朝纲的施政锻炼，唐太宗慢慢地形成了自己“高居玄默，总揽大纲，选贤授能，委任责成”的执政原则。

在选贤任能方面，唐太宗即位以来可谓不遗余力。贞观之初，太宗汲汲求士，大有周公遗风。典型的事例如“太宗四召马周”之事，被历代传为佳话。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令百官上书论时政得失。在看到中郎将常何的奏章时，唐太宗颇感惊奇，常何上书国家应办的二十余件事，件件符合其心意。但想到常何一介武夫，怎么会有如此精当的见识与干练的文采，当下就叫来常何作答。而常何也非常坦诚，他说奏章的内容全是自己的门客马周提出的。唐太宗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马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当天就要求召见马周，并先后四次派人去催促，表现出了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马周本是一介布衣，之前与太宗素不相识，而唐太宗因为欣赏他的才华，把他安排在门下省当值，不久就授予其监察御史之职。

如果说马周的知遇是唐太宗善于选贤任能的结果，那么贞观一朝的蓬勃气象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唐太宗及其善于识别人才并量才适用，他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纵观贞观一朝，唐太宗所任用的人才大多才堪其职，从治国辅臣到守边猛将莫不如此。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又宋，皆所不逮。”

杰出的用人才能与广阔的胸襟，是唐太宗取得文治武功的重要原因。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面对天下大定、国力强盛的局面，无限感慨地说：“从我即位，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至今十多年了。现在天下安定，一派升平气象。这些都是辅政大臣尽力出谋划策，勇士猛将出生入死奋不顾生，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才造成了今天的大好局面。”唐太宗的人才思想与用人实践，确有许多可供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