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中国股市还需跨过三道坎

从1990年开始起步，中国股市步履蹒跚，已经走过20年的艰辛历程。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中国股市的发展就是“驾着破船出海”。20年来，中国股市在发展中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从一个资本穷国发展到了一个资本大国。之所以说我们原来是一个资本穷国，是因为在中国股市成立之前，我们的改革虽然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总体上来说，20年前的中国，资本还非常贫乏，除了一些外资和外商，中国境内真正具备资本属性的企业与资源还相当匮乏。这种匮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数量太少。资金转化为资本的通道还很不顺畅，资产转化为资本的通道也很不顺畅，资信转化为资本的通道就更不顺畅。二是资本机制缺失。资本的生成机制、资本的组合机制、资本的竞争机制与资本的增值机制都不但很难产生，而且也不具备发挥作用的土壤和条件。20年来，中国的最大变化就是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而在资本市场方面，一个最显著的方面就是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由资本穷国向资本大国的转变。到5月28日，我们已经有了2015只上市的股票，沪深两市的总市值也已经达到197907亿元。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提供的信息，截至2010年5月21日，沪深两市的有效账户已经达到1.249亿户，大约相当于中国总人口数量的9%左右，相当于城市人口数量的20%左右。若以城市中平均一家三口来计算，那么大约60%的家庭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股市，这在全世界的比例是最高的。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起起落落与曲折发展，人民群众的金融意识得到了普遍的与大幅度的提高，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与信用意识都和20年前今非昔比，这既是中国股市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股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由资本穷国向资本大国的转变，那么，在未来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股市面临的更加重要也更加艰巨的任务则是如何有效和有序地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如果把从资本穷国发展为资本大国称之为数量型推进的话，那么，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则意味着质的飞跃与发展。这是更加繁重、更加艰难也更加伟大的任务，一切有志于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人们都应该为此而做出不懈的追求和努力。
  
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需要一系列高标准、高难度的客观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化就是极为重要、极为紧迫也极为艰难的一环。中国资本市场要走上资本强国的道路，国际化进程就不可避免；也只有在国际化的进程与演进中，中国资本市场的强国梦想才能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外部环境来说，中国股市要真正实现国际化，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基本前提与必要前提；从资本市场的内部环境来看，中国股市要真正走向国际化，还必须有效地跨越三道坎。
  
中国股市国际化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坎是如何实现从行政管制向市场选择转变。中国股市自成立以来，始终也没有摆脱三大障碍：一是，20年来，中国股市始终也没有摆脱行政机制对市场机制的扰乱与阻碍。行政的力量太强，市场的机制太弱，信息的披露太灰，监管的取向太乱，这四大弊端在过去的20年中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中国股市，使得中国股市本应具有的资源配置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或者缺失，或者不具备发挥作用的土壤和条件。中国证监会集政策的制定者、政策的实施者与政策的监管者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更是裁判员，这就使中国股市的监管机制与监管体系发生了严重的缺位与错位现象，制度不能有效地矫正市场走偏，市场也无法矫正这种走偏的制度，从而导致中国股市在运行中乱象丛生。中国证监会目前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都不是证监会本身应该干的；而本应由证监会做的事情，证监会却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雷声大雨点小，不能对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起到有效的预防和震慑作用。一个门庭若市的证监会是管不好中国股市的，什么时候证监会门可罗雀了，中国股市的希望才可能真到来了。没有制衡的权力很难不产生腐败，没有监督的监管行为也很难避免“寻租”。如何实现监管角色的有效调整与监管方式的重大改变，这将是中国股市真正走向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二是，20年来，中国股市始终也没有摆脱“政策市”的困扰和怪圈。政府的“无形之手”成为“闲不住的手”，就必然给市场带来重大困惑与困扰，使得中国股市的正常预期很难形成，而政府预期在很多情况下和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场预期并且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导预期。这一点，在去年的股市运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经济遇到困境、需要做全面调整的情况下，股市的走软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去年，我们在实体经济处于零下20度的情况下却把虚拟经济的温度表人为地调到了零上20度，为了完成既定的保8目标，开始利用中国股市来为政策目标服务。在政府大肆纵容、机构疯狂拉抬、媒体过度起哄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股价指数扶摇直上，一路上涨了109%。但这种脱离基本面的疯狂上涨根本就不可能持久，今年以来的回归行情就使得市场惨遭劫难，大批在去年入市的投资者都成为套牢族，一个规模不小的股灾又一次在中国股市中出现。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利用，这是中国股市成立20年来的最大悲剧，也是中国股市不具备资源配置功能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股市不从“政策市”的怪圈中走出来，其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就会异常艰难，中国股市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也必定美梦难圆。三是，20年来，中国股市在发展中始终笼罩着“圈钱”的阴影，聚财、用财和生财通道在中国股市中始终也没有打通。衡量市场是否有效率，我们主要看集资规模；判断股市对经济的贡献度，我们也主要看筹资数量。中国股市已经成立20年了，但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强制现金分红制度，相反，送股与转股成了上市公司利用市场的金融幻觉来欺骗股民并与市场操纵者进行配合的最主要手段。上市公司不能给投资者以正常与合理的回报，是中国股市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弊端，这个弊端不除，中国股市就很难与国际股市接轨，从而也就很难推动和加快中国股市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股市国际化必须跨越的第二道坎是如何从银行作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与主机制向由资本市场配置资源转变。一个有效和有序的市场，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一是逐利成为市场灵魂；二是竞争成为主导机制；三是要素成为整合对象。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主要是靠资本市场来完成，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逐渐地由主角转向了配角。但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中，一个最重大的缺陷是银行的作用不但没有随着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而进行相应的角色调整，相反，银行的地位与作用却反而更加重要并大大强化了。根据中国银监会提供的数据，到今年4月，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70.5万亿元，相当于中国股市总市值的3.56倍，相当于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10倍；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却只为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9.01%。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的确令人深思。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阶段，由银行作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与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行政手段与行政机制来配置资源。银行的人事安排大都由政府来进行选择，这就使银行在运行中必须看政府的脸色行事，银行的资金也必须先满足政府需要然后才能考虑市场需求，即使是已经上市的银行，管理层在面对政府与股民的不同诉求时，也往往是政府第一股民第二，甚至连股民最基本、最合理的诉求也无法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首先都必须满足国有大企业，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货币政策不仅是紧与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向谁紧向谁松的问题。无论是紧还是松，国有大企业都能得到必要的甚至需要的资金，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都既难得到银行贷款，也难得到金融支持。这样，国有垄断企业就不仅是垄断了稀缺资源与上游产品的定价权，而且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垄断了国家金融，使得银行作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与主机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着巩固国有垄断地位与阻碍市场竞争的作用，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率，产能过剩、结构扭曲、新经济增长点和新的产业群难以形成就是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机制的最主要后果，去年的四万亿救市失败并使中国经济陷入比08年更大、更深、更广的困境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不进行根本的转变，资本市场不从资源配置的配角走上主导地位，中国经济的困境就将周而复始地循环，政府也就会陷入一轮又一轮的不断调控之中。
  
中国股市国际化必须跨越的第三道坎是如何从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向信用基础的基本完善转变。现代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信用不仅是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还是资本和资源。信用缺失就必然使市场运行的根基不牢，市场发展的魅力不足，市场选择的方向不明，从而使整个经济运行遭遇人为的困扰和阻隔，并使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的先天优势丧失殆尽。中国股市在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上市公司欺骗投资者与市场的大机构诱骗投资者的现象屡禁不绝。在这方面，创业板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发展前景实在令人堪忧。马克思当年曾这样评价资本：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跃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情况，运用到当前中国的创业板市场上极为恰当。在中国的创业板市场上，利润何止300%，而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在这种情况下，造假之风就无法避免。每造假0.10元，就可以超募几亿元资金，这几亿元资金产生的利息就足以弥补造假的财务漏洞，从而使得造假活动周而复始。而且，创业板的制度设计还使它特别容易成为社会贪腐的温床，有了创业板市场，贪官已经用不着再去接受贿赂了，只要找一个好的企业事先“潜伏”进去，上市后就会立刻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贪官就会与人民和谐相处，整个社会也就都会清正廉洁了。如果不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大的调整与改变，创业板就很可能出大事、出大乱、出大案，创业板市场也就很难有持续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总体来说，中国股市的国际化进程任重道远，需要从体制、机制与政策等诸方面推进全方位的变革，没有这样的变革，中国股市的国际化进程就很难实现。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最为迫切的是要有效实现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要从消极的股市政策向积极的股市政策转变；二是要从危机型的股市政策向发展型的股市政策转变；三是要从单纯的“圈钱”政策向全方位的资源配置机制转变。这三个方面的转变，相互关联，缺一不可。不完成这样的转变，中国股市国际化的步伐就很难真正起步，就更谈不上大踏步的跨越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