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有何利弊？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有何利弊？

说到宋史，我们不能不提及“杯酒释兵权”事件。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因为是在酒席上做出了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

事件的具体经过，据史料记载：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锅，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按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从正面作用看，是明智之法、睿智之举。毕竟，宋太祖通过这些措施，使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逐渐消失。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二是辅以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事物往往是一分为二的，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杯酒释兵权”的负面因素，主要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国家逐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难以自拔。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若仅从“杯酒释兵权”一事的效果看，此举无疑是令人称道的，似乎很轻松地就解决了让统治者十分头疼的拥兵自重问题。但此事的“后遗症”却远远不止这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赵匡胤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战争局势，与两宋所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他们都极为骁勇善战、强悍暴烈。若通过“杯酒释兵权”使得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军权剥夺，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事实也证明宋朝后来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

再者看，“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虽然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但换来了皇帝赵匡胤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对国家来说平白滋生了一些新的腐败与贪婪阶层，对百姓来说则是无形增加了更多更大负担与伤害。显然，这种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于国于民利弊同在。

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后来几乎清一色的都成为“贪财好色”之徒。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这一切的一切，皆由“杯酒释兵权”而来，平添许多悲剧色彩。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最初时期，其实并不都想跻身贪污腐败行列，但因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而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只好以“作秀”方式应付，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但后来环境改变人，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容易变坏。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不仅作战勇猛，且一向重义轻利，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异常“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之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只是在“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并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如此种种，“杯酒释兵权”的后遗症已跃然纸上，无可否认。

时势造英雄，环境改变人，这是不可否认的规律。统治者极力打造的政治氛围、伦理道德、民主风气、社会环境，肯定会在许多时候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改变社会构成的每个人员素质与观念。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如此。

综上所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真可谓利大弊也大。若按国家治理、军队管理、统治艺术、管理技巧说，其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不适当的、不正确的。在国力尚不充足、民生尚不富裕、社会尚不安定之际，采取慷国家、民生、社会之慨的做法，无疑于是在积贫积弱基础上雪上加霜，无疑于是国弱民穷现状下釜底抽薪。

有道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今天探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事件的后果影响，就是想提醒官员们在制定法律、实施政策、执行政令时，要做深入科学研究，不能仅看到事务有利的一面，仅盯住某些领域的既得利益，而忘记了其在全面、全局上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不良后果。否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杯具就可能发生。后来即便想要弥补或完善，或许代价更大、付出更多，得不偿失。这不能不引起警惕，不能不提高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