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有一处真实的“桃花源”

历史上曾有一处真实的“桃花源”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一文中，讲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桃花源，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在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一切井然有序，“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派其乐融融。人们之间和谐相处，“怡然自乐”，过着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远离战场和尘嚣，让人心驰神往。《桃花源记》表达了作者一种美好的生活愿望，至于作者是否真的到过这样一个地方，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想象，我们无从得知。不过，陶渊明先生笔下的这个世外桃源，确实在历史中真实的存在过，而且就存在于作者生活的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

仇池国，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很小的割据政权，即便是在那个动荡不堪的多事之秋，它也没能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往往被历史所忽略。仇池，在今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交汇处，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晋书》），所以此地又被称作“百顷”，是个地域狭小的弹丸之地。五胡十六国时期，在我看来，主战场不外乎四个，一是群雄逐鹿的中原；二是西部要塞凉州地区；三是山西河北一线的边缘；四是巴蜀与荆楚之间（主要是东晋和成汉之间）。仇池国地处边缘，又居山险，远离主战场，使它幸运的躲避了战火洗礼，换来了几十年的宁静，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净土，从而也演绎了一段人间佳话。

相较几乎无月不战的中原、五凉争霸的要塞，这里鲜少有兵戈铁马之声，人民可以正常的生产生活，是乱世中难得的避世之所。这里的地域特点也很像传说中的桃花源，“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山险偏僻，让它显得尤为宁静；“山上丰水泉”，又有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而“煮土成盐”，则又充分表现出那里生活上自给。不管古代还是现代，盐，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各朝各代都设有盐官，负责盐的供应运输，而这里的人们“煮土成盐”，解决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活需求，这就让他们有了自足的条件，并不需要与外世贸易。

宁静只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绝对的平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该说，仇池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淡中度过的，这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仇池国的建立者是氐族杨氏，建国历程也是几经风霜，其间还一度被灭，之后又得以复国，所以仇池国又分成前仇池和后仇池两段。氐族杨氏世居陇右的略阳清水（陕西省西南部）一地，自秦汉以来，“世为豪族”（《晋书》），属于氐族中的贵族。到了东汉末年，部族首领杨驹带领部众“始徙仇池”（《晋书》），后来杨驹的儿子杨千万被曹魏封为“百顷氐王”，算是稳定下来。到了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一代时，部族逐渐强盛，西晋武帝便任命他为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晋书》），离开了仇池。

杨氏再次回到仇池，是杨飞龙的养子杨茂搜为部帅的时候。适逢晋末丧乱，杨茂搜为躲避齐万年的祸乱，便“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重新回到仇池故地，并自称“辅国将军、右贤王”，一时间，“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晋书》），流民的大量依附，使其逐渐发展成为西部的一股势力。杨茂搜之子杨难敌袭位后，前赵皇帝刘耀来伐，杨难敌投奔成汉，刘曜退兵后，杨难敌“复还仇池”（《晋书》），三入仇池一地。咸康三年，也就是公元337年，杨难敌的族侄杨初，杀掉杨难敌的儿子杨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晋书》），之后向后赵石虎称臣，又遣使称蕃于东晋。自此，开始了仇池一地将近40年的平静生活。

咸安元年，亦即公元371年，前秦苻坚攻下仇池，并“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晋书》）。将仇池一地的氐族部众全部迁往关中，仇池成为无人之地。肥水之战后，前秦一蹶不振，杨氏此时的部族首领杨定“乃将家奔陇右”，而后“置仓储于百顷”，回居陇右，重建仇池，并“招合夷、晋，得千余家”（以上均见《晋书》），杨氏四入仇池，也恢复了此地往日的繁荣热闹。杨定自称龙骧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仇池国开始进入后仇池时代。一直到南北朝时，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派兵平定仇池止，仇池没再发生大的变故。

仇池政权虽然名义上遥奉晋室，也曾一度称蕃于后赵、前秦，看似君臣关系，其实并不承担什么义务，只因它国小兵弱，不得不采取求全之策。仇池自有一套行政系统，“置百官”（《魏书》），自主任命官员，有军队，有疆域，总瓢把子也是皇帝一样的礼仪和待遇，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作为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仇池不但创造了“世外桃源”般的人间仙境，而且它五胡时期建立的诸多割据政权之中，是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个。不能不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