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抗开始，以灭亡结束——电影《盲山》揭示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心路历程

　《盲山》取材于20世纪90年代初十分猖獗的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通过女大学生白雪梅的不幸遭遇描述了我国边远山区的贫困落后。这里的长住居民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阶级——村干部，第二等级是被统治阶级——普通百姓，第三等级是社会底层——被拐卖来的外乡人。在这个封闭的山区里，三个等级的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这个社会风行着金钱万能论、暴力万能论、强权万能论。情、理、法，都必须屈从于这些规则，否则，必然走向毁灭。
　　在这个社会里，金钱、暴力、强权驱使着人们不断地进行着统治与反抗。
　　善于辨证统治的强权者——村干部
　　尽管村干部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买卖人口，对任何人拳脚相加，但是，他一方面纵容着村民买卖人口，获取村民支持。另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制约着野蛮的村民，使这些相信暴力且团结一心的普通百姓甘愿被压榨。村干部依靠着这些村民当起了土皇帝，公安干警想执法都必须提前去“拜访”他。对待上级，他却拿出了欺诈瞒骗的法宝，这也是人情法理难以在此生根的重要原因。
　　无知——金钱交易与野蛮暴力的幌子
　　公平买卖、拳脚相向本是未开化人群的原始本性，似乎一切反映贫穷落后的文艺作品都把无知当作元凶。与其他电影作品不同的是，《盲山》这个故事里，无论是统治者村支书，还是被统治阶级普通村民都是明知故犯。因此，我们只能把无知看成是这群人犯罪的幌子。
　　当上级领导来检查时，这些无知的村民能正确理解广播喇叭里的“预警”，迅速转移被拐卖来的妇女、孩子。当警察执法时，能够说出：“买卖人口犯法能怎么样，我一家犯法，难道大家都犯法了？”这些村民可以无视法律，却不能给村里、乡里、甚至是县里领导脸上抹黑。同样，村民们对“法不责众”这条真理是彻底领悟的。
　　逃离经历着漫长的心理过程
　　主人公白雪梅先是直接反抗逃跑，发现自己的力量太弱小，根本无法逃离，只能倍受伤害。后来，希望村支书能够主持正义，再后来，又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学教师身上。在这里知识充当了一个可恶的“红娘”。她以为高中毕业、从事教育的年轻小伙子能够懂礼仪、知廉耻，敢于帮助她逃离险境。可是，她忘了这个小伙子也是从这里长大、也是这些野蛮人的亲属朋党。这个年轻人接近她是因为她有知识、有文化，也是因为他是个单身青年，没人愿意嫁到穷山沟给他当媳妇。最终，这段建立在互相利用基础上的所谓的爱情，就在被捉奸在床后烟消云散。白雪梅正是从他身上懂得，在这里没有人愿意真心帮助自己。
　　从此，回家成了唯一的目标，为此，她抛弃了一切。可惜的是，经历了两次逃跑，她还是没能离开。当她怀孕后，无法再逃离，只能求助于一个孩子的帮助。这个小学生愿意帮助她，不是因为知识的熏陶，而是因为他年纪尚小，不曾被成人世界污染。这就解释了主人公看见孩子辍学，愿意义务当老师的原因。
　　电影情节设置的漏洞
　　白雪梅屡次寄信毫无结果，既不质疑邮递员的职业道德，又不躲避黄家人的目光。当白雪梅向小学教师求援时，请求他寄信比请求他带自己逃离更加简单易行。
　　如果再给那个只想占便宜不思救援的小学老师加上一条罪状——故意积压撕毁信件，这个人物的形象就会更加丰满，也就更能体现出白雪梅身处绝境的悲惨命运。
　　在贫穷的社会里，金钱是可以买卖一切的
　　“衣食足而知廉耻，仓禀盛而知礼节。”电影《盲山》将管子的这句话阐述得淋漓尽致。白雪梅的几页信纸可以成为邮差换取鸡鸭的筹码；捉奸事件后，买家黄德贵一家不去追究堂弟的责任，反而以此抵消曾经欠下的债务。白雪梅怀孕后，他们根本不追问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本就不富裕的小卖店老板为了色相，甘愿花40块钱进行肉体交易；付不起3元的车钱，司机宁肯见死不救。
　　知识是把双韧剑
　　在电影里，知识有用论、无用论相互交错。电影开头，白雪梅毕业即失业，为了帮家里偿还上学欠的债务而被拐卖；高中毕业的教师依然无法帮助白雪梅逃离，小学生成了救世主。这些都是知识无能的表现；良好的教育使白雪梅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待命运。只有她，即便有了孩子还依然坚持离开。
　　以暴制暴是社会底层人民的唯一反抗方式
　　在盲山没有情、理、法可言，连法律都必须暂时低头。警察的迂回之计使这部电影失去了大陆电影固有的结局模式，难以通过审查上映。可是，警察的选择是符合现实的，智取决不是强取。这也把白雪梅这只蚁族推上了绝路，要保护父亲必须以暴制暴。举起武器的那一刻，弱小的、备受欺凌的她终于变得强大。
　　故事就是以暴制暴结束的。看起来没有完结，也许，买家黄德贵被白雪梅砍死，白雪梅和她的父亲也被愤怒的村民夺去生命；也许，村民彻底震惊，呼啸而至的警车用另一种方式帮助白雪梅逃离了盲山。无论怎样，白雪梅终将逃离，结束这段暗无天日的生活。她完成了被拐卖妇女“从反抗开始，以灭亡结束”的历程。然而，像她一样来到盲山的其他人呢？她们走过了与白雪梅同样的道路，只不过她们灭亡的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