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两汉游侠文化的三种基本形态

笑傲江湖：两汉游侠文化的三种基本形态

汉朝初建，天下太平。而对于急欲巩固统治的刘邦来说，却正是秋后算账时节。

洛阳汝阴侯滕公（夏侯婴）府，忽然来了一辆神秘的马车，车上下来的是以解困救急而名满天下的鲁国大侠朱家。朱大侠在滕公府上盘桓数日，每日饮酒高谈，说尽当世风流。一日，谈及楚国大侠季布，朱家慨然长叹：“季布犯了什么大罪，使得皇上现在要全力通缉？”滕公说：“季布当时在项羽帐下，多次带兵把皇上逼到绝路，皇上很生气，一定要治他的罪。”朱家说：“滕公以为季布是什么样的人呢？”滕公说：“是贤者。”于是朱家以“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始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的道理，说动滕公向刘邦进言，赦免了季布。后来，季布历任中郎将、河东太守等职，成为汉初名臣。

朱家救季布，成为千古美谈，也是汉初大侠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典型例子。自秦始皇时韩非指出儒侠遍天下以来，侠风流荡，成为汉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

西汉之时，世人谈及游侠，津津乐道，脍炙人口。汉武帝时，司马迁写《史记》，就专门列出了《游侠列传》，并对前代游侠略作梳理。他认为，追寻侠的源流，可从韩非所称“儒侠”着手，孔子门下，所谓“有道仁人”，道德操守即与游侠相似。四百余年以来，卿相之侠则以战国四公子为首，匹夫之侠尽皆湮灭不见，留下永世遗憾。而今天的世俗之见，又把今世游侠与暴豪之徒混为一谈，因此极有必要为大汉游侠树碑立传，使其高风亮节留存世间。

由于游侠在汉代的独特地位，使得《史记》、《汉书》成为二十五史中仅有的两部为游侠专门列传的史书，记载了大汉游侠的盛况。根据其不同特点，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义侠阶段，主要是汉武帝及其以前的汉初游侠。

《史记•游侠列传》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又说：“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这个阶段游侠的特点是：大侠辈出，侠义道德成为世人崇尚的人格风标。

《史记》重点讲述了大侠郭解的事迹。郭解是河内轵县（今河南省济源市轵城镇）人，父亲也是侠客，在汉文帝时犯法被杀。他早年失父之后，变得心机深沉，带着一帮少年打架斗殴争抢地盘，又私铸钱币，盗掘坟墓，豢养职业杀手，窝藏罪犯，积累起原始资金。到年龄渐长之后，开始改弦更张，仗义疏财，以德报怨，企图洗脱“原罪”。他帮助了很多人，尝到了做大侠的甜头，并且还真做了几件名满天下的事。

第一件是他处理家事。他姐姐的儿子强迫别人喝酒，被人杀死。他姐姐很愤怒，将儿子弃尸路边，扬言必报此仇，以此激怒郭解。郭解让人四处寻找，杀人者无处可逃，出来自首，讲出了当时的情况。郭解说：“你杀了他是应该的，这是我外甥不对。”当场释放了杀人者。江湖上都认为郭解主持正义，前来投奔的人就更多了。

第二件是关于他自己。郭解名气越来越大，人们都主动给他让路，但有一个人独自张开两腿坐在大路中间，傲慢地盯着郭解。门客们要上前去杀了他，郭解让人问他姓甚名谁，并说：“有人对我如此不敬，是我自己有失德的地方，他有什么罪！”郭解悄悄嘱托当地官员说：“此人是我所看重的，到他服劳役时请帮忙免除吧。”因此每到服役期间，他都没有在名单上。此人觉得十分奇怪，经打听才知道是郭解帮他免除了，于是他光着上身负荆请罪。那些羡慕游侠的少年听说此事，更加仰慕郭解的大侠风范。

第三件是他调解江湖纷争。洛阳有一对仇家，当地长者豪杰居间调停数十次，都不奏效。有人告诉郭解，他于是在一个晚上悄悄到了洛阳，把双方召集到一起，让他们明白和则双赢、不和则互伤的道理，双方因为郭解的面子而勉强听从了。郭解说：“我听说洛阳大侠们调解了几次，你们都不听。今天你们既然给我面子，我又何必去抢了洛阳大侠们的风光！”于是连夜离开洛阳，不让人们知道，临走时又反复告诫：“你们不要等我，我走之后，会让洛阳大侠们前来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吧。”这件事，更进一步树立了郭解在江湖上的地位，他成为西汉民间最大的“面子”。

西汉立国80年来的广泛经营，游侠成为西汉民间极为重要的势力阶层。不仅卿相豪门效法战国四公子，大肆招揽门客，出现了代国相陈豨、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外戚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之类卿相之侠，就是在在基层民间，布衣大侠也名满天下，甚至能够左右地方行政。《汉书•游侠传》说是“权行州域，力折公侯”，而一般老百姓都羡慕他们的荣耀，一时风行景从，甚至触犯法律，也视为杀身成名，在所不惜。尤其是在远离京师的河内、河东、河南、齐鲁、楚越、南阳等广大地区，游侠成为普遍风气。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兴兵作乱，太尉条侯周亚夫统兵平叛。条侯到洛阳，见到大侠剧孟，喜极而言：“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孟今无动，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剧孟不动，即能稳定后方，影响到整个战局。楚国相袁盎曾促成景帝杀晁错，又先后得罪吴王、梁王，他罢官家居期间，和剧孟往来，别人劝他，他反驳说：“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季心是季布的弟弟，也是关中大侠。当时游侠风气，甚至已经深刻影响到主流政治生活。

到汉武帝时，游侠不仅与朝廷分权争利，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随着朝廷统治思想从黄老之治到独尊儒术的改换，汉武帝在他即位14年后的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郡国豪杰以及资财在三百万以上的富豪移民到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名义是为武帝自己守陵，实际上是怕他们在外地势力太大，而到了天子脚下就便于控制。

郭解也在这次移民的名单上，但他的资财并没有达到三百万。卫将军说：“郭解家贫，不符合移民标准。”武帝答道：“他一介布衣，居然能让卫将军帮他说话，家中一定不穷。”郭解移民之日，人们赠送的钱财，达到千万之多。到关中后，他的侠名更大。有人帮他杀了轵县报送移民名单的杨县掾，又杀了杨家到京城告状的人。武帝知道后，下令抓捕郭解。临晋（今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大侠籍少公私放郭解出临晋关后自杀，朝廷很久才抓到郭解，又遇赦放还。后来，郭解门下又杀了批评郭解的轵县儒生，官吏责问郭解，但郭解实在是并不知情，而杀人者又已自杀谢罪，官吏于是奏称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武帝下诏族诛郭解，从此拉开了汉代朝廷大杀游侠的序幕，但游侠踪迹并未消亡，汉代游侠从此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轻侠阶段，主要是汉武帝大开杀戒之后的西汉游侠。

自秦朝起，游侠就有侠义辈与暴豪徒的区分。暴豪之徒受利益驱使，无所不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耳。”就是对暴豪之徒的生动写照。司马迁又在《游侠列传》里说到郭解死后，“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然而，“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曷何道哉！此乃向者朱家之羞也”。由朱家、郭解所建立起来的侠义道德，救人急难，调停纠纷，不护戚友，一诺千金，仗义疏财等等，大多成为过往的追忆，不再是现实的行止。然而，在关中方言里，人们把仗义疏财的人称为“甹”或“俜”，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称：“侠，俜也。”又说：“甹，侠也。”段玉裁注释说：“今人谓轻生曰甹命，即此甹字。”甹命就是拼命。在世人心目中，“侠”成为仗义疏财和舍生取义的侠义道的期盼和想象。

汉昭帝、宣帝两代40年间，继承武帝余威，出现了一批志在打击游侠的大臣。当时，游侠已经逐渐演变为豪强和盗贼的合流，为害地方。赵广汉号称能吏，任京兆尹，杀了长安大侠京兆掾杜建；任颍川太守，诛灭了原、褚两大游侠世家；再次出任京兆尹，成为钩距术（即推理侦探术）高手，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多起长安少年游侠的犯罪图谋。和赵广汉不同，以酷吏知名的严延年，也以打击游侠著称，他出任涿郡太守，诛杀了游侠大姓西高氏、东高氏；任河南太守，《汉书•酷吏传》称其在位之时，“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

历史总是在一张一弛中循环，经历了汉武帝、昭帝、宣帝的铁腕之后，汉元帝一改祖风，“柔仁好儒”，而游侠也因此得到再度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专业刺客杀手集团的出现，尤其是以京师为中心，他们以正当的工商业为掩护，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称为“会任”或“合任”。据《汉书•游侠传》记载，当时长安城里，制箭的张回，酒坊的赵君都、贾子光，以及城西柳市的豪强萭章等，都是专业刺客杀手。到了东汉，杀手集团转移到洛阳，据王符的《潜夫论•述赦》记载，“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他们利润极高，收取客户十万，而一般杀手只能得到几千。他们手眼通天，和官府勾结，打探消息，利用大赦钻法律空子，形成了一个极为“繁荣”的市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杀手集团，萧条期也有四五个。上至公卿显贵，下至市井百姓，都兴起了一股“借客报仇”之风。如西汉后期的一代大儒朱云，也曾“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

刺客集团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体制化的严密分工。长安出现了一个集团，他们制做了三色弹丸，每次出发前，摸到红色弹丸的就去刺杀武官，黑色的杀文官，白色的为失手而死者治丧。每到傍晚，抢劫行人，刺杀官吏，长安城里，一时之间鼓声不绝，官民案例都得不到保障。于是，在汉成帝时，两次大规模镇压豪侠。第一次是成帝即位四年之后的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京兆尹王尊诛杀贾万、萭章、张回、赵放、杨章以及赵君都、贾子光等，这些人“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而此前二十年来，换了多位京兆尹，都拿他们没有办法。过了十年左右，到永始、元延年间（公元前16年—公元前9年），长安令尹赏再次诛杀豪侠。尹赏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大修监狱，挖了许多几丈深的大坑，用一种叫令辟的大砖衬砌，坑壁十分光滑，难于攀爬，上面再盖上大石头，称为“虎穴”。尹赏发动群众，让乡吏、亭长、里正等基层职员和父老、伍人等守法百姓，举报三类恶徒：轻薄少年恶子，没有市籍的商贩和工匠，鲜衣怒马、披甲带刀、面露凶相的招摇过市之徒。同时，他还运用钩距术，侦察各杀手集团巢穴。尹赏调集长安各部门囚车数百辆，各处同时突然袭击，抓捕了几百名嫌犯，都以“通行饮食群盗”定罪。尹赏亲自审阅嫌犯，每十人释放一名，其他人都不再审问，直接丢在虎穴之中，一百人为一坑，盖上大石头。过了多日再去查看，都已经在虎穴里枕藉而死了。尹赏把他们埋在寺门桓东，公告姓名，百日之后才让家属认尸改葬。长安城中为此有一首歌谣唱道：“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那些被释放的，大多是游侠首领，或者官吏子弟、良家初犯的失足少年，总计只有一百多人，尹赏让他们将功赎罪，这些人熟悉游侠内情，办起案来，比普通捕快更加得力。经过尹赏的残酷打击和精心改造，游侠的嚣张气焰受到极大压制，游侠的行为方式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豪侠阶段，自王莽辅政直至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之际，发生了蜕变的游侠。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月，38岁的王莽出任大司马辅政。次年三月，成帝驾崩。十余年之后的公元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自称“假皇帝”，直到公元23年被杀，王莽开始了他长达18年的统治。

王莽代表的是世家大贵族集团的利益，他改革制度，效法周礼，造成四海祥和的假象。此时，游侠少年在经受严酷打击之后，纷纷改弦更张，以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不再以违法乱纪、杀人越货为业，而是在朝廷法度之内活动，形成了新的游侠形态，即“豪侠”形态。

相对于“游侠”一词自《韩非子》以来已经成为汉代的通行术语而言，“豪侠”一词出现较晚。《史记》中有“豪”、“豪杰”、“豪强”、“大豪”等用法，但尚无“豪侠”出现。即使是在《汉书》中，“豪侠”一词也仅仅只有四处：《赵广汉传》称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游侠传》称郭解被杀后“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成帝河平年间京兆尹王尊“捕击豪侠”，以及“王莽居摄，诛锄豪侠”。直到东汉中后期，“豪侠”一词才大量出现，并成为沿袭近两千年直至晚清的中国侠文化主流形态。

“豪侠”的意义，在于离弃了游侠个人以其人格魅力成为大侠而影响社会生活的早期形态，是以家族、集团为强大势力后盾的实力派游侠形态。豪侠常常与官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杜建本人就是京兆府的高级属员。但在豪侠与官府发生利益冲突或导致治安问题时，官府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打击。经历了西汉后期昭、宣、元、成四帝80余年侠客屡遭诛灭的惨痛教训，豪侠行为逐渐转移到合法范围之内，其本质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由此，在王莽致力于制造和谐假象之际，豪侠得以以新的行为方式出现于社会生活之中。

《汉书•游侠传》着重记载了三位王氏兴盛之后的游侠人物——楼护、陈遵、原涉，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身份下侠的生活态度：宾客的依附、公卿的放纵、豪强的横霸。

楼护家族世代为医，他少年时已成名医，因天赋极高，人们劝他学经传取功名。于是弃医从经，入吏就兆。因为能言善辩，得到王莽家族王氏五侯的青睐，他母亲去世的时候，送葬的车子有两三千辆，京城誉为“五侯治丧楼君卿”。王莽专政，楼护出任广汉太守，好友吕公之子吕宽因触犯王莽，逃到楼家。楼护并不知情，收留了吕宽。不久，海捕文书到达广汉，楼护即日捉拿吕宽，因功封息乡侯。同时又把吕公接到家中，终身奉养。楼护一生事迹，已与前代大侠不同，他不仅不“藏匿亡命”和朝廷作对，反而成为后世游侠所不齿的朝廷“鹰犬”。从另一方面说，楼护更符合《说文解字》里对侠的解释，他的主要行为有两点：一是自己作为豪门宾客被养以及自己成为豪侠之后大养宾客；二是轻财好施，“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楼家世代从医，来自江湖，因而多江湖豪气，相当于《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可以说，楼护是一位典型的宾客依附之侠。

陈遵是杜陵人，祖父陈遂在汉宣帝流落民间时，常常一起下棋而让着宣帝。宣帝即位后，陈家跟着飞黄腾达。陈遵少年时就放纵不拘，喜欢鲜衣怒马招摇过市，而尤其喜欢呼朋引伴，饮酒作乐，常常耽误公事。每次大肆招饮，宾客满堂，他就关上大门，把客人的车辖（车轴两端的键即销钉）卸下来放到井里去，虽然有急事也无法离开。不过，陈遵很有才干，虽然常常大醉，处理起事情来却并不糊涂，而且效率极高，并以能够应对复杂局面而闻名。后因剿匪有功，被封为嘉威侯。陈遵不拘小节，终于被人弹劾，司直陈崇上奏章说他“不正身自慎”，曾经“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遵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暮因留宿，为侍婢扶卧”，不仅沉溺享乐，而且混淆男女之别。陈遵罢官闲居长安，宾客更盛，常常是车骑满门，酒肉相属。王莽败后，奉命出使匈奴，留在朔方，因醉酒而受到贼寇攻击，兵败被杀。陈遵的游侠事迹，也与汉初大不相同，除了和楼护同样大养宾客之外，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纵情享乐，不守礼法，相当于《水浒传》里众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并由此突出显现了中国侠文化的享乐特征。

原涉生于游侠世家，祖父是汉武帝时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移民茂陵的游侠豪杰。他父亲在南阳太守任上去世，原涉守墓三年，又退还了南阳民众送来的千万礼金，因此显名京师，受荐举出任谷口（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县令。不久，他叔父被茂陵秦氏所杀，原涉辞官报仇，亡命天涯，谷口豪杰帮他杀了秦氏。一时之间，“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原涉成为关中大侠之后，开始得意忘形，门下众多，不免鱼龙混杂。虽然原涉能够周穷救急，仗义疏财，然而，“宾客多犯法，罪过数上闻。王莽数收系欲杀，辄复赦出之”，原涉也因此被人称为“奸人之雄也”，因触犯他而被杀的人不在少数。王莽败后，更始皇帝部下西屏将军申屠建驻军长安，原涉竟然因为旧怨杀了申屠建的主簿，因此被申屠建斩首。关于原涉的为人，《汉书•游侠传》说他“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其行为特点在义侠与轻侠之间。他虽然也仗义疏财，宾客盈门，但他也强横霸道，不懂得收敛。原涉的行为，常常涉及触犯王法，这倒和《水浒传》里的柴大官人部分相似，但柴进最后可以“逼上梁山”，原涉却无处可去，最终只能重蹈郭解覆辙。

王莽时代的三位豪侠，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他们既是豪侠，也是朝廷二千石以上的高官，楼护、陈遵都曾封侯，原涉也做过镇戎大尹（天水太守）。因此，他们的活命行为，主要就不在于和朝廷争权夺利，而是追求游侠的自在生活方式，诸如豢养门客以博取名声，纵情声色以追求享乐，并以此得到善终。如果他们敢于横行乡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与郭解相似的命运。

可以说，经过汉武帝以来对于游侠的大力镇压，游侠自我收敛，不再动辄触犯王法，不再影响重大社会政治生活，而是以民间粘合剂的功能成为朝廷统治体系的补充，这时，他们自己也乐得富足适意。这种豪侠形态，成为自西汉末以来直至晚清中国侠文化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常规形态。

在和平时期，豪侠融入主流社会生活，也就失去了其对抗强权的活力，游侠风气也渐因沉闷而趋于淡漠。因而，在《史记》、《汉书》分别给游侠专门列传之后，正史都不再有“游侠列传”。在民间编撰的野史中，也仅见三国时魏国人鱼豢的《魏略》里有《勇侠传》，但其中所记载的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人，也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足迹。
但每到改朝换代之际，豪侠积蓄的力量，往往都会借机爆发。比如汉末建安时代，董卓、袁绍、袁术、曹操、刘备、孙坚等人，都具有豪侠身份。而在隋唐之际，群雄中的窦建德、刘武周及李渊集团等，也多有豪侠参与；中晚唐的河北藩镇，也多有豪侠活跃于政治、军事舞台。这使得豪侠总是想要借机进入主流政治，为晚清中国侠文化的再次大放异彩作了极为重要的铺垫。

在更多情况下，豪侠成为一种文化想象而被夸张和放大，并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突出表现。在唐代是豪侠传奇，从企图与李世民争夺而后又主动退出的虬髯客，到为河北藩镇效力的聂隐娘与红线（传说中的唐代女侠名），都以其绝世之姿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缕光彩。在元明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江湖绿林豪侠小说，水泊梁山众家好汉的行为，也几乎都可以在汉代找到影子，而西汉豪侠阶段的行为模式，也就是中国游侠之江湖文化的基本模式。到清代，是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义侠小说，再度显示了中国侠文化走向主流政治的企图，也无疑给予了清末民初“革命武侠”时代的到来以重要的启示。

让我们再次回到汉代，从义侠到轻侠，是侠的蜕变与堕落，也受到主流文化的强力打击；而从轻侠到豪侠，保留了如仗义疏财等某些义侠的行为特征，却更加倾向于明哲保身，他们虽然退出主流政治，但却可以因其纵情肆志而笑傲于江湖。汉代的三种游侠形态，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游侠的基本形态，一直持续了近两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