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道德想象”

个体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许多时候，正因为某些机制还不够合理，源自个体的道德努力才显得格外珍贵。唯有借助这种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及时填补制度的价值真空，并积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

该给今日社会的道德水准打一个怎样的分数？这个问题想必难住了很多人。

18个路人的冷漠走开，拾荒阿婆的质朴救助，全社会异口同声的疾首痛心……在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中，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现，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复杂“道德图景”。

老人倒下扶还是不扶，孩子被撞救还是不救，门前积雪扫还是不扫，路有拾遗交还是不交？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原本无需思考的问题，竟成为许多人现实的“两难选择”？面对一个“人心不古”的时代，我们自问：究竟是世风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造就了世风？

指责“路人”，似乎成为当下一个普遍习惯。对路人的道德评判固然有助于风尚形成，但更要看到，道德首先是“反求诸己”的。许多时候，我们批判冷漠，是否只是因为隔岸观火？如果身临其境，我们是否也会挺身而出？

道德想象是道德选择的前提。或许，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面前，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倘若我们不缺少用来批判的“想象道德”，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想象”，来支撑现实世界中的道德选择？

道德从来不能单打独斗，制度的支撑不可或缺。如果制度仲裁者的逻辑总是“不是你撞的你救什么”，如果法律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在良善一边，如果公众一再被暗示“流血又流泪”的行善后果，“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就会成为无奈选择；“行善有风险、出手要谨慎”就会成为冷漠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良好的道德想象，离不开有力的制度呵护。只有制度是向善的，道德才会是向上的。

制度固然重要，却不能包治百病。正如法律无法规定必须对陌生人微笑一样，道德的温情不能只靠法律涵养。马克思曾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个体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许多时候，正因为某些机制还不够合理，源自个体的道德努力才显得格外珍贵。唯有借助这种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及时填补制度的价值真空，并积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

有人说，“小悦悦事件”带来的最大震撼，不是18个路人的冷漠，而是网友数以千百万次的转发留言。诚哉斯言。这种关注、讨论乃至声讨，从悲观中凿出一丝光亮：这种来自普通人的普遍道德焦虑，正是我们找回道德信心、重构道德世界的重要资源。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也是在2011年，上海男子潘跃昀在救助被碾压的4岁女孩时，这样表达了自己的道德想象和选择。而在“小悦悦事件”中，当陈阿婆被媒体追问为什么救人，她只是说了句“总要有人去帮助”。同样面对车祸，山东龙口女孩刁娜在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激发了各方的友善、谅解和诚信……道德从来就不是抽象的。事实上，与某些宏大批判相比，个体努力所激发的道德能量更为巨大，并由此带来了道德的良性循环、构筑着道德大厦的坚实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被频繁提及的“路人”，隐喻了中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的转型。在这样一个个体化、陌生化的时代，消除“冷漠孤独”的社会症候，纾解现代人的道德焦虑，培育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良好道德想象力的培养是这一切的基础，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也有赖每个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