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不去的排斥，回不去的家乡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这是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写下的话。春运伊始，漂泊在外的人们对故乡的所有愁绪，都凝结到了那张窄窄的车票上。几年前，英国广播公司播发的一篇文章，标题让人印象深刻：春运——中国式劫难。多年来，“一票难求”这个热词让百姓失望、不满、无奈直至麻木，“中国式辛酸”在春运中年复一年地上演，成为中国社会最复杂，也是意蕴最丰富的生态现象之一。
　　
前几日，报载一个名叫黄庆红的重庆籍民工给铁道部写信，信中讲述了他四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都未能如愿。工作人员告诉他用网络和电话购票，可能比排队更快。黄庆红说：“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今年我们想要这样的折磨，也没有了。”
　　
这意味着农民工网购火车票正遭遇“数字鸿沟”。对于一个无暇使用电脑甚至压根就没碰过电脑的农民工来说，网络购票真是比登天还难。过去在火车站通宵排队买票，还总有一点希望在，现在实行网上订票，票都提前被人订走了。一个远离故土、漂在城市的农民工，平日里城市可以给他白眼和冷漠，可以让他起早贪黑、餐风露宿，辛苦一年的他们，精神出路便只剩下“回家”了。每年春运无论遭多大的罪，只要能买来一张车票，向着回家的方向前进一步，他们都会感到格外的幸福。如今，连“被折磨”的可能都没有了，从精神层面讲，这大抵是城市对他们最为冷酷的一面了。
　　
“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黄庆红道出了亿万农民工的真实感受。据媒体报道，在我国4.57亿网民的职业构成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仅占其中的3.5%，约1500万人。这意味着，目前我国超过2.4亿总量的农民工，只有不到7%属于网民，其余93%都非网民。而另一方面，相比农民工中上网比例的低下，在一年一度的铁路春运中，农民工又是构成春运潮的绝对主力，占到春运客流的50%以上。这种背景下，在全面实行网络购票之后，农民工感觉购票更难，农民工拼体力买票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网络是公平的，但是上网的机会是不公平的，网络购票优先，在票源紧张的情况下，无疑会使不习惯上网的人买票更难。约2.2亿的农民工可能被排斥在网络购票之外，确实造成了某种对农民工的挤出效应。他们可能面对春节不能回家的窘境，可能不得不选择以高成本踏上回乡的路，这是农民工群体在数字时代处于弱势地位的生动写照。在信息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信息能力的不足使得农民工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边缘人群，其所能获得的信息缺乏，又无提高信息能力的机会和渠道，信息文化生活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
　　
人们或许要批评农民工“缺乏网络知识”、“跟不上网络时代的步伐”，但信息文化的“孤岛化”，这不是农民工的错，也不是他们自身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与城里人相比，无论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还是社会交往层面都处于劣势，你不能要求农民工在居无定所甚至连领取正当工资报酬的权利都无法保障的情势下，去熟练掌握运用互联网。有人说“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中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你同样不能要求一个个农民工仅凭自身的努力去填平这条“鸿沟”。
　　
农民工网购火车票遭遇“数字鸿沟”，让人真切感受到一种城市社会排斥。其实，这种排斥何止仅限于以网络购票为直观形式的“数字排斥”。当一种社会排斥的对象不是一般的社会弱势群体，而主要是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当一种社会排斥不是分散的、个别的，而是对城市中农民工相当程度上的一种整体性、体制性的排斥。那么我们要说，这是“反城市化”政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由身份歧视决定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化存在，或者说是社会还没有形成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健全机制的产物。挥不去的排斥，回不去的家乡，从农民工网络购票难这一具象，我们依稀看到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