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每个人都找到了归宿

顾长卫，可能是中国电影界仅有的一位mannerist，一直致力于拍摄一种artificial的艺术电影，从《孔雀》，到《立春》，再到《最爱》。我能想到最恰当概括他的风格的褒义词是“造作”，当这种“造作”找到适合它——其实是它适合——的主体时，就像村姑身上的红棉袄一样让人觉得无比熨帖。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屈指可数的作品《孔雀》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不知道为什么，从《立春》开始，顾长卫开始了为红棉袄寻找贵妇的过程，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最爱》仍然和他的前两部导演作品一样，是关于人与环境的不相容。只不过《孔雀》和《立春》说的是姐姐、王彩铃与平庸生活的不相容，而《最爱》是从一部影片的宏观层面展示它的创作者如何与他所面对的文本不相容。

　　从one by one的角度，《最爱》对参与其创作的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部成功的电影，因为它让所有人都证明了自己。

　　　　顾长卫证明了自己是个起死回生的大师，他成功地将一部三流的剧本拍成了二流的电影，又成功地让人忘记了他曾是个有名的摄影师。

　　　　郭富城，本来是天生的农民胚子，在银幕上下奋力演了20多年的偶像，如今终于扮回了本色，不太娴熟，但非演技之罪，他需要的只是多一些时间。

　　　　蒋雯丽，去年曾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导演，今年再次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导演妻子——在中国这项认证的标准由冯小刚导演的妻子订立，那就是over-acting，不over的不叫acting。

　　　　姜文，“唐山”惟一的电影天才，当代的Orson Welles，不管是谁当导演，他总是暗中积蓄着伺机篡位的能量。前两天他说了句妙语：“碰见好导演就想当演员，碰见好演员就想当导演。”难道他想说顾长卫不是好导演吗？我相信开着火车追逐赵得意那段戏是他自己导的（如果不是，那他更厉害）。这段戏就是他的摩天轮和布谷鸟钟，是对自己存在的宣示。

　　　　王宝强，不管演什么角色，都拥有一种惹人怜爱的特质，这次也是。他证明自己没有忘本：我的根永远在河北邢台南河县大会塔村。他手里拿的那只破喇叭是重要性仅次于红棉袄的破译全片的密码。

　　　　濮存昕和蔡国庆可以一起说了，作为演员（歌手也是演员），他们都不珍惜“中老年妇女偶像”的荣誉，戴上假龅牙，穿上民工西服，演着全片最反面的两个角色。他们想说的是，只有敢于否定自己的演员才是好演员。

　　　　陶泽如老师，仅次于王宝强第二“像”农民的人，我记不清这是陶老师第几次演老农了（其实他比演大儿子的濮存昕还小几个月）。他证明不管演什么，都可以熟能生巧。

　　　　还有一个导演客串村民邻居，看着眼熟，不提他。

　　　　那么在这场由若干部表演百科全书加本色演员参与的演技盛宴中，我是不是遗漏了什么人呢？是她，子怡。因为她是这场盛大的show-off派对中惟一不请自来的闯入者，那头打碎所有瓷器的公牛。她显然已经不是十二年前的“我的母亲”了，但顾长卫认为她还是。她迄今为止最棒、最适合自己的角色是牡丹坊的小妹，和她走过的星路历程一样，无论面对怀着多么凶猛恶意的敌人，你都打不死她！所以，当郭富城醒来和我一起看到子怡居然已经离开我们时（冻死的，竟然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应该是失望。

　　　　《最爱》就是这样一齣壮怀激烈的苦难一日游，它就像“老疙瘩”的胖妻身上那件借来的红棉袄一样，光鲜夺目，是临终前最舒心的安慰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