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感人大度：宦海风波恶 文心两相知

苏轼的感人大度：宦海风波恶 文心两相知

说及苏轼，世人无不高山仰止。

后世推崇苏轼，盖其手创之不朽文化功业。他的诗词、散文、书法，堪称“三绝”，立极宗师；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洒脱，累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也引得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苏轼，其后世影响当不在屈子、李杜、韩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为我所叹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时传闻，他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端的令人击节赞赏。

应予补书一笔的是，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均为同榜进士，并做了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之后，因为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置惠州。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说，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对苏轼排斥、打击，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苏轼加以设障、留难。

双重迫害之下，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可谓凄风苦雨，备受摧残！两千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苏轼身心备受伤害。这样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都是难以释怀，刻骨铭心的！但落到苏轼头上，既不想翻历史的旧账，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说何益”一笔带过。这种宽宏大量，实属罕见。

让人特别感动的还在，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并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到了把苦难、冤屈、创伤留给自己，把友谊、关爱、真情都付于别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为助人，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即使放在当世，又有几人能及？

都说文人器量狭窄、小鸡肚肠，那就看看苏轼这位大文豪吧！自然，苏轼的宽容大度，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没有原则。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见、立场，异常坚定；也正为此，他既得罪于变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于尽废新法的司马光，才遭致数度受贬，外放流浪。

但是，苏轼从来不把政见分歧、仕途沉浮与朋友情谊拴在一起，像现今的某些人那样，一切以政治正确为转移，以至翻脸无情，落井下石。在苏轼而言，你我政见虽异、不相为谋，但私交尚在、情谊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与王安石、司马光，包括章惇在内，都长期保持朋友关系，而不受宦海迁谪之左右，不为恩恩怨怨所影响，正凸显其人格的高标。宦海风波恶，文心两相知。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

苏轼是浪漫、幽默的，苏轼又是兀傲、坚韧的。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大度的苏轼，屹立于对大写的“人”的挚爱与坚信的盘石之上！这种人类情怀、人文情愫，如电光火石般划过千年夜空，照亮华夏！大度东坡奇伟男，绝代风华千古传。苏轼的博爱大度，与豪放的苏词、隽永的苏文、飘逸的苏字交相辉映，成为国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丽历史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