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曾国藩升迁轨道的一场战争

改变曾国藩升迁轨道的一场战争

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尤其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往”的时刻，总能拉平历史的凹凸感。晚清名臣曾国藩去世离现在，不过一百四十年，其形象，已然从一名兢兢业业的政治官僚转变成了成功学的最佳案例。从小说到戏说，从戏说到成功学的胡说，曾国藩是谁，反倒成了一个问题。

从曾国藩的科举搏位、仕途升迁，曾国藩走的是典范的儒家官僚路线。科举取士、儒家官僚治国，这一体系创自隋唐，发扬光大于宋明，清朝因循承袭，成为中国王朝政治中最为稳定的组织与施政手段。当一个体系一旦成型并且稳固下来之后，对于体系的任何修补与改变，都极为困难。与稳固相对应的，是惰性。在清代中后期政治体系中，官僚是否有才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部就班的 “政治品格”。后人嘲讽道光年间高级官僚每天的功课即是“多磕头，少说话”。事实上，道光帝对官员品格最为看重的，也是“守成”与“节俭”。道光年间的著名诗人、评论家龚自珍对于时局颇为不满，以诗论世，称此局面为“万马齐喑”。

在这套僵化体系中，曾国藩显然算是官僚中较有能耐、也想有所作为的。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赐同进士，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很快成为一个二品大员。这在以持重守成的道光年间，升官速度不可谓不快，也说明了曾国藩属于“能臣”。尽管升迁快，但曾国藩对文牍案桌，显然不甚满意，在写给诸弟的家书中，竟如此表示，“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按照儒家士子的最高政治纲领，“修身齐家”之外，更要“治国平天下”。政治的追求，不是机械的文牍主义，更不是按部就班的职位升迁，而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儒家士子的最高政治纲领与道光朝政治僵化的格局显然没有交轨之处，机械的行政并不需要有政治决断力，循规蹈矩的“速朽”主义才是行政追求。甚至于在我们今天来看造成近代中国天翻地覆剧变开端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没有对清王朝的政治体系造成有效的冲击，只不过是按照成例撤办了战败失职的琦善等官员而已。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战争，曾国藩的政治生涯，应该是在机械的平稳路线上继续前进。对于这个官员的功业成败，似乎也没有更多空间加以讨论了。在历代王朝政治中，不乏类似于曾国藩这样的“能臣”，相同的升迁轨道、行为规范，乃至于谥号，千人一面。

清王朝“平叛”的功业上，曾国藩在咸同之际的中兴名臣中罕有其匹。但是“平叛”的军事组织与过程却值得讨论。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作为国家正规军事力量的绿营与八旗处处捉襟见肘，望寇而靡，最终咸丰帝不得不授以曾国藩特权，自组地方团队以打击“叛乱”。自组团练同时需要独立于国家财政的资金来源，咸丰在授以了曾国藩军事权之后，又准许其抽取地方厘金（税收）。近代中国乱局，尤其是民国军阀割据，军队的私有化（或非国家化），财政的地方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地方力量上升的延续。

在平叛过程与平叛之后，湘军以及由湘军派生的淮军始终服从于中央，而曾国藩本人也对朝廷尽忠竭力、恪守臣道。在平叛完成之后，曾国藩又主动裁撤湘军，以免中央猜忌。平叛，完成了曾国藩的“治国平天下”功业，而后著书立说，劝勉子弟，“齐家修身”。从儒家士子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在1864年之后，即进入了“三不朽”的序列之中。

但是清末的危机，远不止“寇乱”一项，更为严重的是，如何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外部世界的挑战，不仅仅是坚船利炮，更有文化礼仪制度。曾国藩一代儒家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后世的论断而言，这个变革方案是失败了，但是平允的说，能让以不变应万变的体系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已属不易。

随着清末改革至于革命，至于再革命，随着国家转化步幅的不断加大，儒家的国家，儒家的体系，在短短几十年间，就败亡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关于曾国藩评价分歧不一，也是应有的题中之义。更明确的说，如何叙述或者评价曾国藩，不仅是历史的姿态，也是现实的政治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