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叶问2》说回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

从《叶问2》说回民族主义情绪的

《叶问2》好评如潮

　　 讨论《叶问2：宗师传奇》是否过度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一定要先回到目前华语电影人于创作空间上面对的悖论。既然华语电影最重要的市场是中国内地，那么一切都要从这里出发。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舆论宣传和艺术构思都秉承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原则，诸多现实题材不被获准予以表现，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能做不能说的地步。当下的华语电影从技术到想象力，又不可能支持起科幻题材，所以渲染民族主义情绪的电影就成为电影人创作的最大公约数，当然不可不说功夫电影本身也是给观众别一种怀旧和乡愁，正邪、传承、反抗、正名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符码。

　　叶伟信导演、甄子丹主演、黄百鸣监制、洪金宝动作指导、黄子恒编剧的《叶问2：宗师传奇》，对于标准港片迷来说，整个观影过程是回到港片最好的时光，这时光里最重要的光彩便是蒸蒸日上的自信，民族觉醒适度的呈现，叶问非恃武傲物不可一世，而是非常清晰的认识到武功本身的局限性。《建国大业》是选择路标，《叶问》系列也当如是看。黄百鸣和洪金宝还能清晰的记得殖民地往事，在殖民、前现代的香港1950-70年代，中国人不止是二等居民那么简单，即便是历史教学上也是受到彻底的阉割，课本只能叙述到1840年，近代以来的中国都是付诸阙如，民众的历史被失忆。《精武门》、《黄飞鸿》、《精武英雄》等电影，都是对记忆的再建构，动乱时代的背景与处于不安的当下的焦虑，李小龙、徐克、叶伟信等一代代电影人通过民族主义释放更多现实的情绪，几乎所有过往电影中都是借用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发挥，叶问和黄飞鸿一样都是历史三峡中的过渡人物，他们内求自我独立、外争国族命运，将男儿当自强的时代曲一再重唱。

　　《叶问》的超高口碑如何得来，首先是打得确实精彩，但更多理由却是浓郁的民族情绪，那句“我要打十个”惹得多少人心动，当叶问最终将日本将军用最快最密集的咏春拳打得找不到北的时候，影院中的掌声轰轰烈烈。这句话，这个动作，此后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致敬。漫长的中国近代史、大国正在崛起前的所有时间，“中国人站起来”都是华语电影最一招致命的桥段。叶伟信等五位主创分别带来过往的信息，叶伟信把握大局和成片气质、甄子丹的巨星风范、黄百鸣的商业计算、洪金宝的宗师气度、黄子恒的新生趣味，再加上龙卷风的外来侵略者讨人厌的形象，《叶问2》饱含港片最鼎盛时期的多种卖座要素，包罗万象却又叙事流畅，以单纯博取最大化的观影效果。叶问和黄飞鸿一样是成名武师，都以儒家伦理保守内敛的态度面对现实，尊重女性、照顾家庭、训诫弟子，先以外交手段处理危机，忍无可忍之时又可防守一搏，情绪的释放与观众同步。风烟滚滚来天半，英雄杀出真性情，是以功夫再度凝聚中国概念，功夫片的精神在于敷衍其从竞技层面的“国术”到江湖秩序的“功夫”，再到超越义和团狭隘排外的“公平竞争”的“体育”本质。

　　与黄飞鸿打遍中国可恨之人还要到美国大战当地流氓、陈真和叶问痛打日本人、霍元甲决战各国拳师一样，从李小龙开始，成龙、洪金宝、李连杰与甄子丹、赵文卓等功夫明星们都要将最炽热的演出打向外国人和卖国贼。《精武门》、《精武英雄》、《富贵兵团》、《霍元甲》、《苏乞儿》等等，都充满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多有民粹倾向，但是观众吃的就是这口，表现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功夫片，其结构和意涵相对稳定，从黄飞鸿到叶问的世界都是自洽的融合时代发展，从古典时代的英雄个人成长、寻宝或报仇之外，走出一条新路，那就是师傅们被赋予了代表中国人反抗的先天契约，观众凝视他们的目光就是要他们睁眼看世界、扬眉吐气。虽然考据历史，黄飞鸿、苏乞儿、叶问、陈真都没有打过鬼子，甚至陈真都不存在，但在形象重塑上却不亚于美国的英雄洛奇、蓝波，这两位也起到了相同的释放民族主义情绪的重任，且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背书，叶问等人更多是20世纪中国的高度概括，吃饱饭、行得正、反殖民、求发展。

　　从1960年代开始，张彻、胡金铨和李翰祥、刘家良、程刚、徐克等导演的电影中，早就分泌着民族主义情绪，不过很多是将视线带回到古代和近代，诸多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观众情绪宣泄的对象，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更是个箭靶，《火烧圆明园》、《黄飞鸿》、《瀛台泣血》等电影都可以畅所欲言。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代更多现代迷思，这与香港殖民地“失国”有着内在关系，即便到《十月围城》还是有着难以说明的身份之困惑，事实上直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被爱尔兰联合王国签署协议97回归之前，香港更多在政治、商业、民间等等受到台北的影响。自从李小龙以《唐山大兄》、《精武门》、《龙争虎斗》等电影建立起“民族英雄”的形象，他和他的银幕角色都被定格。中国功夫片的进阶脉络证明，功夫电影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消费行为，在其中释放民族情绪是最保险的，既可以享受成名英雄的绝对空间，又不至于在政治上出现太多问题，这就是华语动作电影的终极之战经常选择外国人来决战的最根本原因。《叶问2：宗师传奇》本身也是对于香港处境的象征，叶问失去家园，过埠又不被当地力量所认可，无疑就是香港在1842和1949年之后的银幕化折射，如何站得住脚，自然还是以行业体系内的专业（对于叶问是功夫）来说话，香港以至于中国在历经百年的磨难之后，既要脱离殖民困境，又要发挥传统，非借助于痛击殖民者才能获取信息不可，最后叶问说出超越胜负、国别的话，是让他代表中国人宣布解殖成功。

　　功夫-动作电影之外，历史题材的电影也非常容易引发观众同感。《黑太阳731》表现日本人惨无人道的暴虐来刺激观众，《南京！南京！》用复杂的多维度视角来引领观众回望那段历史，《地雷战》、《地道战》本身虽然是教学纪录片，却有着极致的表达技巧，最终成为几代人对于抗日战争细部的集体记忆。中国内地电影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民族情绪膨胀的电影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审查，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便未能公映，其中民族情绪的表达有多个层次，比《长城大决战》、《红河谷》更多深意。正面表现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电影，比如《铁血昆仑关》、《血战台儿庄》、《太行山上》、《东京审判》、《理发师》、《黄河绝恋》等等虽然有着不同立意、构思和考量，但都将民族情绪放到最高档。电影确实是凝聚民族情绪的极佳手段，在日本政府至今未忏悔的前提下，尤其是当德国总理勃兰特、俄国总理普京都跪在波兰墓碑的对照下，中国人就没有可能原谅毁灭无数中国人正常生活的国度，不难想象中国电影将继续表达这一主题。